【集萃网观察】中华印刷厂100岁了！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树起了一块招牌，由陆费逵、陈寅、戴克敦、沈颐、沈继方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宣告成立。同年秋天，设印刷所。这个最初只有6台“老爷”印刷机的印刷所，如今已发展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之一上海印刷（集团）所属的中华印刷有限公司。百年间，“中华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新教科书》、《四部备要》、《饮冰室合集》、《辞海》等一部部堂皇巨著，散发着油墨清香，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青浦区汇金路889号，中华印刷厂的车间内，贴有一份印装工艺质量控制表，那是专为印刷《辞海》制定的。从晒版、印刷、白料开切到最后装订，30余条细则占据了满满两张A4纸。每一道工序细致到毫米白料开切上下刀误差不超过±1.5mm，晒版信号条实地密度在0.82左右……

　　中华印刷厂参与了《辞海》全部六个版本的印刷。“每一次，我们都当成一项工程在做！”这样的自觉烙印在厂里每个工人的内心深处。

　　如果说，一部《辞海》的修订史记录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变迁，它的每一版印刷则是中华印刷厂百年历史的脚印。

　　陆费逵七请舒新城

　　中华书局是在1912年秋天设立印刷所的，最先只有6台印刷机。1935年，澳门路新厂建成，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题曰“日进无疆”。首版《辞海》便是在这里印刷的，采用的是铅印。

　　中华书局编纂《辞海》的初衷，是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竞争。据文明书局高级职员陈寅回忆：1912年初，陆费逵、戴克敦等人在上海合资创立中华书局，因创始人多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书局从创立之初便一心要赶超商务印书馆。1915年，《辞源》出版，中华书局萌生了要出一本与之相竞争的综合性辞书，它便是《辞海》。

　　然而，《辞海》的编纂工作并不顺利。最初参与策划的几个元老接二连三当官去了，编纂工作时断时续，一晃十年过去了，仅成稿十万余字，且多为此前《中华大字典》的剩稿。此事别人放下犹可，身为老板的陆费逵却不能。于是，他千方百计物色新的主编，这样就找到了舒新城。

　　“刘备请诸葛亮是三顾茅庐，陆费逵则是七请舒新城。”说起那些有关《辞海》的人和物，《辞海》现任常务副主编巢峰如数家珍。他说，从1923年到1928年5年中，陆费逵邀请了7次，才最终打动了舒新城。当时，舒新城的薪水是每月300元，而作为中华书局老板的陆费逵月薪也就200元。

　　接受任命后，舒新城一头扎进了《辞海》繁忙的编纂工作中。而此时，苏州河旁边，澳门路477号，中华书局上海新厂也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着。

　　中华书局是在1912年秋天设立印刷所的，最先只有6台印刷机。掌门人陆费逵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制质量，和助手唐驼（曾任中华书局印刷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多次去日本考察印刷技术和设备。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来沪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1916年，静安寺路总厂建成后，中华书局加快引进国外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此后又开始大规模地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

　　业务量的激增需要更大规模的厂房，澳门路新厂就这样开建了。它由英国泰利建筑有限公司设计并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共有车间、仓库、办公楼十幢。建筑为现代派风格，立方体造型，立面简洁，车间和仓库由横向钢窗与墙面水平线条进行构图；办公楼竖向构图，有几何形状装饰和英国风格的美人阳台。

　　1935年，澳门路新厂建成，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题曰“日进无疆”。首版《辞海》便是在这里印刷的，采用的是铅印。这种“铅与火”的印刷方式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有些遥远先要用高温铸出铅字，放在字架上，再由排字工一粒粒挑拣需要的铅字排版成书。

　　排字是一件极其考验耐性的苦差事。那时大家都是站着排字，左手拿着木质托盘，再腾出两个手指夹住稿件，边排字边看稿子，而右手专门用来拣字，把铅字按顺序放在手托中。“想想看，就很辛苦了！”中华印刷厂原厂长徐信甫说。右手还不算累，毕竟在来回运动，反而是左手，拿着托盘，长久不能动，一不小心，整盘排好的铅字都得洒出来。

　　位于青浦区汇金路889号的中华印刷展示馆保留了当年使用的字架，一个个方格中放满了铅字，各种字体，从1号至7号，应有尽有。“铅字第一个都是手刻的，刻完了再去制范，然后批量浇注。这需要有很好的美术基础，比如宋体，得横细竖粗。”展示馆馆长杨龙根透露，当年，中华印刷厂工人刻的铅字不仅质量出众，且速度快。

　　1936年12月，《辞海》上册出版了，1937年又出版了下册。由于晚于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出版，《辞海》借鉴和吸收了《辞源》的优缺点，后出转精。一时间，学界竞相追捧，以拥有一部《辞海》为荣。

　　长期担任毛主席警卫员的李银桥曾写回忆文章：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驻地经常转移。为了方便主席办公，行军时李银桥总背着两个黄帆布挎包，一个放笔墨纸砚等办公用具，一个则装着两部工具书：《辞源》和《辞海》。每到一个宿营地，主席嘱咐不要急着搭床铺，先安排办公的地方，这时，两本工具书就被拿出来摆放好。从这段叙述中，不难看出毛主席在学习和工作中，很重视运用《辞海》。

　　“未定稿”的遗憾

　　1965年，接到《辞海》（未定稿）印刷任务时，厂里调整铅字的成分，加入了锡和锌，使之更经受得住压力，并全部起用新的字模。第二年“文革”爆发，第二版《辞海》尚未成为一部公开的出版物，就被批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

　　不过，第一版《辞海》的时代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由于人手不够（参与编纂的人员最多时仅三十来个，其中还有十多个是练习生），不少条目都是从报刊书籍中收来的，拾到篮里就是菜，且各学科极不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脱胎换骨”的整修迫在眉睫。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接见了与他同龄的湖南老乡、《辞海》主编舒新城，希望舒挂帅修订《辞海》（舒新城去世后，由陈望道任主编）。可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辞海》怎么编？

　　开头走了不少弯路先在大学生中成立编写组，大学生人人动手写词条，还把写好的条目带到工人、农民中去征求意见。担任这一版副主编的罗竹风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有些东西不能靠人多，九亿人也不能把卫星扔到天上去。”“编《辞海》要走专家路线。”因此，编“未定稿”时，才有400多名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聚集到上海浦江饭店编修《辞海》的历史。

　　这群学界泰斗是值得记住的！他们中有数学家苏步青，历史学家周谷城，哲学家冯契，法学家张友渔，音乐家贺绿汀，画家沈柔坚，桥梁建筑学家李国豪，医学家沈克非、程门雪，古典文学专家李俊民、徐中玉，甚至还有带着“右派”帽子的曾彦修、李毓珍……巢峰告诉记者，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浦江饭店受到非常好的后勤照顾，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物资贫乏时期，他们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另有香烟、糖果、茅台酒可以买得到。

　　这样的集中进行了三次。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了。称之为“未定稿”是为了留有余地，目的是通过内部发行，认真听取意见，然后公开发行。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爆发，第二版《辞海》尚未成为一部公开的出版物，却被批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辞海编委会成员90%以上都被打成牛鬼蛇神。

　　这对于中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来说也是无尽的遗憾。毕竟，印刷《辞海》时，大伙拿出的是争当模范的劲头。厂里的老职工潘鹤山回忆说，接到未定稿印刷任务时，领导连夜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说要以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完成印刷。为此，厂里调整铅字的成分，加入了锡和锌，使之更经受得住压力。之前做的字模不用，全部起用新的字模。“辞海的词汇量那么大，要临时做出这么多字模不容易，那就日夜三班倒轮着来。”潘鹤山透露，印刷前，工人们对纸张、油墨进行测量，先打样张。印刷时，检测师站在机器前盯着，印出一批就拿来与样张对比，不达标的当场处理掉，为的是保证《辞海》每一页的颜色深淡一致。

　　“在赶工的那段日子，不少人以厂为家，通宵达旦工作，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间分工不分家。”参与《辞海》（未定稿）排版的黄德勋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车间一位女同志送孩子上幼儿园时，竟把孩子抱倒了，直到小孩哇哇大哭才发现……

　　一次不寻常的“冒险”

　　1979版《辞海》先后共印了300多万册，可是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与前两版采用传统铅印不同，第三版《辞海》印刷时已经用上了胶印工艺，效率比之前提高了四五倍。

　　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一版。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传达中宣部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