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萃网观察】核心速读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在制作当地盛行的模印梵、汉文砖瓦，以及雕刻业火葬墓梵文经咒碑幢的过程中，无意中为我国版印技术的发明奠定了萌发的基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饰地说，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国印刷术起源的奠基者，他们对华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赞誉和载入史册。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这是世界早已公认的。那么我国的印刷术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版印技术肇始于南诏中、晚期至大理国初(即公元8世纪末至10世纪初叶)，起源地即今洱海区域，最早形成于当地民间有字砖瓦生产的手工作坊。

　　有关版印技术起源的争议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业，这是我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很关注的学术问题。因为目前学术界在我国印刷业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时期云南的印刷业。因此，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地是否为我国(也是世界上)印刷术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国时期的《佛说长寿命经》究竟为版印还是写本经卷等问题，自然就成为学术界争议的主要焦点。学术界有争论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长时间的争议而难下结论，这只会对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更为有利，而不会使其更加复杂化。在此我先谈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讨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有无印刷术，以及它和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相关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理地区先后发现过几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图寺塔、洱源三营火焰山塔及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纸本、绢本佛经和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纸本佛经中，我们又特别关注其所用纸张是否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产的柘皮纸，以及除写本经卷外，有无版印佛经。

　　经初步查证，已发现的大理纸质佛经中，除部分破损严重无法辨认外，大部分为写本经，只有少量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国时期的，也有部分为元代遗物。元代有纪年的版印件，如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元仁宗延?五年的《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经》，其落款题记为“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佛图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其题记为“苍山僧人赵庆刊造”等。也就是说，从现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还未发现过南诏时期的版印佛经，也许当时还未出现印刷术，或者已有印刷术，尚未用于佛经刊印。大理地区的印刷业大致形成于大理国时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学术界对南诏大理国印刷业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时期云南还未出现版印技术，至大理国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云南才形成当地的印刷业;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尚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大理国刻本佛经(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业是否形成于大理国晚期，还有待于对已有刻本佛经做进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将来的考古新发现证实。比较稳妥的说法，还是将云南出现印刷业的时间定在元代为好。

　　坦率地说，我不大同意以上两种看法。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业，不过这种印刷技术一直停留在印刷业的早期阶段版印生产，而不是我国内地宋代以来印刷业成熟阶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确纪年的南诏大理国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现，那是因为早期刻本佛经数量较少，或因年代久远多朽坏残缺(有的仅存经轴)，现已无法辨认。但是，我们通过残存部分的纸质、字迹、经文布局及版式结构等特征，再用考古学常用的类型比较法，同样可以确定它们的时代和版式(亦即写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认的无纪年刻本佛经中，已经能够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遗物;或者有纪年的大理国写本佛经中，同样能区分出部分为大理国刻本佛经。

　　中国版印技术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区

　　我认为南诏晚期至大理国初，云南从大理地区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现版印技术。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关于唐代民间私印和剑南西川节度使。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诏丰?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剑南官员冯宿奏禁版印日历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按：即唐剑南节度使属下的东、西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这是冯宿在四川为官时向朝廷上的一道奏疏，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准。文中所奏禁止剑南两川等地民间私印日历一事，这是目前有关我国印刷术的最早记载。

　　那么，这一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辖区与云南的关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剑南西川节度使辖区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州都督府领地。也就是说，今四川西昌地区(此地古名会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属于云南省管辖)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胜、宁蒗、华坪等地，均为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直接管辖区，其所属州县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张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郑回为?州西泸令等，皆其例。自天宝战争后(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北臣吐蕃，上述地区虽为南诏、吐蕃分别占领，但至南诏异牟寻与唐朝重归于好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州、姚州等地虽仍为南诏领地，但当地民间自由往来从未中断过。尤其是贞元十年南诏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剑南西川节度司署专设“云南安抚司”机构，并有唐廷颁发的印信，令其专门管理南诏事务，这样今四川和云南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因此，前述冯宿奏文中所禁民间私印日历的范围，无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区。此奏疏中明确指出：“每岁司天台还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此版印日历乃民间私印所为，而且流传范围甚广，数量自然也不会太少。因为日历与其他书籍、文稿不同，其销量十分巨大。也正因为印数多，版印技术也并不太复杂，而且利润却相当丰厚，因此民间私印之风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说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因为当地使用的历法与内地相同)不仅有版印日历流传，而且数量也不会太少。这对南诏印刷业的产生与发展不会没有影响。我颇怀疑，当时南诏民间也有私印日历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间已有版印技术的流传。对此，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证。

　　南诏的有字砖瓦与版印技术。其实，版印技术在云南南诏后期早已经出现，大理国时期更加盛行。只是我们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坏的纸张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损的砖瓦表面。考古学上习惯称此类南诏大理国时期特有的砖瓦为“有字瓦”或“有字砖”。此类砖瓦大多出自当时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庙、宫苑、砖塔等。尤其大理地区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区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发现。现以有字砖为例，简述它和版印技术起源的密切关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洱源县三营火焰山发现一座大理国时期的砖塔基址。山顶部到处散落着残砖碎石，塔砖的一面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汉两种文字，梵文无识，汉文右行为“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为“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宝”为大理国17代王段正兴纪年，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在两行汉文间，布满佛教图画和梵文经咒。我们在塔基废墟中捡到几块较完整的有字砖，发现每一块砖面上的梵汉文字和图画内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显然是在同一时期、同一砖厂，用同一种(至多不超过两种)木刻印模，在未焙烧前的砖坯上压印而成的。据当地村民说，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为拆除的，塔砖上多有文字和图画。他们还说，我们在塔基遗址中捡的那块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营小学院内作铺地砖用。我们立即赶到三营小学院内一看，整个小学院内铺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这种有字砖，为了美观，他们将有文字图画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琅满目”、“庭院生辉”。

　　1975年，大姚县在维修该县南诏建筑晋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时，在塔顶堆置部分原建造时多余的大型塔砖若干块，与清代同治年间维修该塔时的塔砖完全不同。砖面一侧也有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和佛教图画，其中汉文为“无垢净光咒”数字。有字砖发现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诏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砖大小规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汉两种文字亦有区别。其中汉文有“无垢净光陀罗尼”、“如意宝珠咒”、“四天王增长寿命咒”、“大吉祥天女说增长财物益粮咒”等，其余全部为梵文;也有的砖面无一汉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线。

　　大理地区碑幢上的梵文经咒。南诏大理国时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兴盛，火葬墓数量亦随之增多。当时火葬习俗几乎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均较发达的“白蛮”开始由土葬改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砖室墓一样，少不了树碑立传。此碑幢和有字砖相同，均刻有汉文题记和梵文经咒，中间也夹杂有佛教神?图像，如“南无尊胜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仪式和书写、绘制梵、汉文字及<